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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本質與文化使命

發布時間:2020-01-15 作者:王立剛 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摘 要:人類社會不斷摸索一種可以滿足人對于純粹知識生活追求的機構,近代大學脫胎于宗教機構而產生,是人類社會嘗試通過世俗化路徑,創造出一種可以供青年人單純為探索知識而存在的機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社會分工逐漸專業化,大學也受到影響,大學內部也開始以更具體的分科的形式存在,大學的世俗化味道逐漸增加,影響了大學曾經發揮的人文使命。

關鍵詞:大學;職業;世俗化;知識生活

嚴格意義上的近代大學產生自西方,不過從大學的本質來說,中國也有傳承甚久的大學制度。在本質上,大學的出現和存在,主要是人在一生即將成熟的階段,需要先過一段抽象知識生活,或者說超世俗的生活,圍繞非實用的抽象世界而存在,而不是直接在身體的成長成熟之后,便走向社會,在身份上成為一種職業的某個人員,從此過上純粹的世俗化的生活。這是人的本性所決定的,人是一種矛盾的動物,大多數人一生主要都生活在世俗化的世界里,但每個人也都有對抽象世界、非世俗世界的追求,正是這種對于抽象的知識世界、知識生活的追求才使得人類不斷尋找,并創造出大學這樣的機構。

大學文化功能的歷史淵源

在人類歷史上,宗教或者類似于宗教的機構曾經承擔大學的功能,近代大學的前身,也是在中世紀神學研究機構中逐漸脫胎出來。在孔子完成中國教育“人文化”變革之前,宗教與教育之間,可能長時間沒有明顯的區分。在古希臘,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后來他們的弟子們也曾在一段時間里維持著一種類似于今天大學的教學機構。今天的“學院”一詞正是從那時候產生。人類社會一直在追求一種具有專門屬性的、能夠面向更多人的知識機構,在這一機構里,抽象知識、理解能力的練習成為最主要的事務。

在不斷的摸索之后,大學才慢慢產生。本來,現在“大學”這一詞語在最初階段只是表示“行會”“社團”的意思。最早的近代意義上的大學,有的由追求知識的學生發起成立并負責維持,有的由教授知識的教師發起并負責維持。這一時期,“大學”的存在還沒有像現代社會這樣成為社會結構中的一種普遍共識,這個詞只是表示教師與學生聯合在一起,圍繞知識的團體組織。

近代大學的精神基礎

第一,非實用化的“功能”。近代西方的大學與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教的內容多是抽象內容,神學占有重要的位置。例如:最初的巴黎大學,分為文、法、醫、神學四個學院,文、法兩科內容以古希臘文和拉丁文經典為基本載體,神和醫則分別研究上帝和人,大學的學術語言也一直使用拉丁語。這種做法與中國古代的書院一直以先秦文獻為主要學習內容,有著很大的類似性。中國古代的書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依靠學田作為主要經費來源。所謂的“學田”,就是屬于書院所有的土地,這些土地的租金是書院的主要收入來源。學田有的來自政府撥給,有的來自私人捐贈。在書院開辦的過程中,學田的數量經常隨著捐贈而不斷增加。穩定的資金來源,保證了書院的穩定運行,也為書院師生能夠安心從事與世俗社會關系并不大的古典教育提供了物質基礎。在清代,一個人只要考進了本地書院,那么就能獲得一定數量的“獎學金”,當時稱為“膏火”。這筆錢常常不僅能夠保證一個人的基本生活用費,而且能夠用于補貼家用。在當時,甚至有一些已經結婚成家的人,也仍舊愿意待在書院中讀書,而不愿意離開書院去從事工作,這主要是因為書院發給的“膏火”數額甚高,足以養家糊口。

以學田為物質基礎,以先秦古典文獻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書院模式一直作為當時社會主流教育模式,并維持到近代,是中國古代的大學傳統。這一傳統與最初階段的西方近代大學相比,物質基礎比較相似,學習內容均是與實際的物質生產關系相距甚遠的抽象內容,是純理論知識,而且大部分知識都是來自遙遠的古代。這種中西方文明中都曾存在過的類似的大學傳統,是當代大學精神的源頭,也是人類社會在不斷探索過程中創造的重要制度文明。對于一生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世俗社會的普通人來說,這種非世俗化的追求,不可能都通過宗教來滿足,更嚴肅、更富有理性的大學顯然是更適合的場所。大學中的人,在心智逐漸成熟的年齡、最合適的時期,接受抽象思維的訓練,思想得到洗禮,對世界的理解更加透徹。

第二,非實用化功能的近代轉化。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這種主要教授非實用知識,脫離實際生產的社會組織,漸漸引起懷疑。在西方,“關于高等教育的系統哲學思考,始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德國。”[1]之后,世界范圍內都開始了古典教育與現代教育之爭。紐曼在《大學的理想》一書中堅持大學不能變成職業培訓之地,而應該堅守一直以來的人文使命。而斯賓塞在《什么知識最有價值》一書中明確提出,現代科學才是大學應該學習的內容。在英國,一些面向新興產業的城市學院開始出現。在19世紀中葉,美國大學的發展也開始出現轉變,當時威斯康星大學的校長范亥斯闡述了“威斯康星思想”,認為現代大學要面向地方經濟,面向大眾,實現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一體化,提出了與之前以古典教學為主的大學理念不同的大學觀念,[2]這成為美國大學理念轉變的標志。

在中國,鴉片戰爭以后,清政府也專門開辦起了只學習科學技術的“洋務學校”,新的思想逐漸擴展,在清朝末期則建立起了現代學制,涵蓋現代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分科制的大學漸漸成為主流教育模式。1904年頒布的《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經學科”是與“理學”“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農科”“工科”“商科”等相并列的一科。[3] 1912年頒布的《大學令》廢除大學“經學科”,將其分散到其他學科中,新的分科體系正式建立起來,構成與今天大學分科體系很接近的結構,一直延續到現在。

分科時代大學文化功能的受限

當代大學的專業化發展,大學承擔的實用功能越來越多,而非實用的文化功能受到分科化因素的限制。國內大學絕大多數都是以分科的方式傳授知識、服務社會,除了保留很少限度的所有專業學生都必須學習的公共政治常識、社會法律常識之外,大部分課程內容都是以專業為主。一個青年學生走進大學,在身份上便走進某一學科、某一專業,在此之后,便以該專業學習者的身份走進社會、服務社會,以所學到的專業知識謀求職業,并將該專業作為職業追求。大學所承擔的從事研究、服務社會的職能也與學科、專業聯系在一起,學者大都只能在自己學科、專業范圍內從事研究、服務社會。

對于受教育者來說,社會現實使大學成為實際上的職業技能養成所。從受教育者個體角度看,有沒有通過大學的專業學習、訓練找到好的工作,是受教育者,乃至大學是否能獲得社會認可,獲得多大程度上認可的最重要標準之一。專業越來越與具體的行業相對應,專業與專業之間的分化越來越像行業屬性上的“隔行如隔山”。即使作為傳統時代大學所學的內容的文史哲領域的學科和專業也不例外,除非該專業能夠與某一行業對應起來,否則該專業便常常受到學生們的忽視。

于是,一個受教育者在讀大學時所選擇的專業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在大學之后很長時間內所從事的職業類別和屬性,甚至人生道路的方向。很多人在報考大學之時,需要向人請教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家經濟情況、不同行業人才缺乏的情況,以便通過選擇一個人才缺乏的專業,來進入一個更受歡迎,或者收入相對較高的行業,而不再關心知識本身與自己的需要。

當代大學文化使命的變化

大學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種特殊的機構,其負擔的功能既與社會變遷有密切的關系,也與人性與人的生理特征有密切的關系。大學的文化功能在不同時代只是會有所區別,其作為大學的本質功能,則始終都會存在。

第一,職業與行業的專業化發展與大學文化功能的發揮不存在根本性矛盾。人類社會在每個階段都需要職業技能的養成傳授,但是在很多行業中,這一過程通常并不需要專門的機構,只有個別行業,由于所涉及的技術復雜,需要人專門進行長時間的專業學習,而更多的行業則需要人直接進入該行業中,在實際的職業訓練中領悟行業的價值,學會基本的職業技能。大學則不是這樣,在任何時候,人類社會都需要一種能夠滿足人對于純粹知識生活追求的機構,個體或者家庭生活無法為一個人提供這樣的生活,只有大學這樣固定化的機構的存在,才能滿足人的需要;只有大學不斷發揮其應該承擔的文化功能,人類社會才能不斷向前發展。

第二,大學作為一種機構,其存在和功能的發揮與人類生理機能有著密切的關系。人類是一種有智慧的動物,而智慧的成熟則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和復雜的訓練。在很小的年齡段,人就能夠在具體的對象中理解抽象,在紛亂的世界中找到秩序,通過看到一棵又一棵具體的樹木,而理解樹木這一抽象化的概念,即使再見到稍有不同的對象,也能知道這是樹木。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理解力也與身體的成熟而一起成熟,需要至少在一定時間段內在一種符合這種理解力存在的環境中,進行系統的訓練,如此才能理解復雜的社會和人生,準確地判斷是非,恰當地對待人生境遇。由于人類社會的這種需要,大學才產生。人類社會一代代綿延、一代代傳承,每一代青少年在成長、成熟的時候,都需要讓自己天然存在的理性認識、抽象思維能力在專門的訓練中得到擴充,人性的力量由此才得到充實。固然,很多專業學習本身就能夠給人提供這樣的訓練,但是越來越多大學階段的專業訓練,開始集中到純粹的技術和方法領域,而忽略了作為技術和方法的由來。人類社會永遠都需要大學這樣的機構的存在,如果當代大學逐漸無法滿足人對于追求純粹知識,過知識生活的需要,那么慢慢地,一定會有新的機構來填補,而彼時的大學可能真的會變為職業訓練所和社會專業服務的提供地了。

第三,大眾化階段的大學教育更需要其文化功能的發揮。大眾化階段的高等教育并不意味著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沒有追求非實用化知識,過單純追求知識生活的需要。社會結構不斷創造和變化,某一機構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也不斷變化,這是人性與社會需要不斷磨合的產物。人性不會變,社會需要也因人的需要而形成,大學在本質上作為一種滿足人對于知識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機構,始終都與人性的成長和成熟有緊密的聯系。

二三百年來,大學的文化使命一直存在著多樣的爭論,也一直在爭論中不斷調適方向。大學在產生之初便擁有一定的世俗化特征,在宗教色彩與純粹的世俗化身份之間追尋純粹知識生活的理想,負載人類社會對于最美好理想的追求,對于人性最大程度的自信。大學的宗教化已經漸漸遠去,而當代的大學也正在與過度世俗化進行著抗爭,以阻擋人類社會的喧囂與浮躁,通過抽象世界的擴充,在每個人的心中創造著平和與理性。(作者:王立剛,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

參考文獻:

[1]張斌賢,劉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2.

[2]徐廣宇. 論現代大學的文化使命[D].天津:南開大學,2009.

[3]璩鑫圭,唐良炎.學制演變[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40.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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