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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四個中心”建設與教育發展戰略選擇

發布時間:2020-01-17 作者:桑錦龍 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摘 要:學習貫徹落實教育大會精神,要求全面準確認識教育在落實首都“四個中心”戰略定位中的重要地位,深入推進北京市教育現代化建設的三大戰略轉變,即從“北京教育”向“首都教育”、從“總體教育現代化”向“高水平教育現代化”、從“區屬教育”向“區域教育”的轉變。

關鍵詞:首都“四個中心”建設;戰略選擇

全面準確認識教育在北京城市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

重新審視教育與城市戰略定位的關系是制定新時代北京教育現代化建設戰略面臨的重大課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北京并對北京發展發表重要講話,為新時代全面準確認識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指明方向,也為深入思考“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北京教育和怎么建設北京教育”基本問題提供機遇。

作為自然資源嚴重匱乏的超級城市,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是北京市最寶貴的資源之一,也是市民最為關心的民生福祉之一。一系列重要教育發展指標顯示:北京是名副其實的“教育之城”。截至2017年,北京市的教育人口(各級各類學校在校生數與專任教師數)約有410萬人,約占城市常住人口總數的18.9%。受惠于發達的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北京市也成為中國人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力資源強市,截至2017年,在6歲及以上人口中,47.61%的城市人口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同時,高質量的師資力量成為北京市教育資源的顯著特征,義務教育階段絕大多數專任教師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普通高校85%的專任教師擁有研究生學歷。北京市是全國落實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地位最好的地區之一。自“十二五”以來,各級教育的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一直保持全國領先水平。

但是,北京市教育發展也面臨著迫切的轉型要求。2015年頒布的《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將“疏解教育、醫療等部分公共服務功能”作為優先疏解的四類非首都功能之一。自2014年開始制定的年度《北京市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對北京市教育領域(尤其是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限制性要求越來越嚴。特別是2017年9月頒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再次強調“北京的一切工作必須堅持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科技創新中心的城市戰略定位,履行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工作服務,為國家國際交往服務,為科技和教育發展服務,為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服務的基本職責”。

因此,如何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全面準確認識教育在北京市城市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是新時代首都教育改革與發展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北京市教育大會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明確地回答了教育在首都落實戰略定位中的地位問題。在北京市教育大會上,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強調,教育貫穿于首都城市戰略定位之中,是加強“四個中心”功能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的重要基礎和支撐力量。教育部部長陳寶生也指出,北京要進一步聚焦中央關心、社會關注、百姓關切的教育問題,緊緊圍繞“四個中心”功能建設需要,大膽探索、繼續創新,提升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1]。

實現“北京教育”向“首都教育”的轉變

伴隨著全球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教育發展對于任何一個城市發展的影響都日益增大。例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愛德華·格萊澤(Edward Glaeser)曾對此做過專門研究。他的結論是“決定哪一個城市能夠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是人力資本,而非物理的基礎設施”。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發達國家中,城市技能水平與城市生產力水平之間的聯系在逐步加強[2]。特別是對一些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世界城市(巴黎、紐約、倫敦、東京等)的教育發展狀況進行的相關研究顯示:擁有高度發達的教育體系是世界城市的共同特征。具體包括:市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發達、高等教育資源密集、高校具有強大的知識創新能力、高等教育對于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支撐能力強等[3]。北京作為一個超級城市,它的發展同樣要遵循這種城市發展的規律,建立發達的現代化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發揮好教育體系對城市發展的服務支撐作用。

但是,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四個中心”功能定位還要求其教育水平必須更上一層樓,更加重視自身承擔的首都使命,必須始終站在中國首都的角度上認識和處理教育問題,明確首都發展要義,堅持首善標準,樹立首都教育觀念。加強“四個功能”建設,提高“四個服務”水平,更好地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是首都發展的全部要義。此次北京市教育大會出臺的主要文件是《首都教育現代化2035》,而不是《北京教育現代化2035》,體現的就是站位不同,發出了從“北京教育”向“首都教育”轉變的重要信號。

實現“北京教育”向“首都教育”的轉變有著豐富的內涵,但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處理好教育發展的首都使命和城市服務的關系:一是堅持教育改革的政治自覺,凸顯首都教育的先進性,努力實現教育與北京作為社會主義中國首都的定位密切匹配,在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二是堅持教育改革的文化自信,凸顯首都教育的示范性,努力實現教育與北京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首都的定位密切匹配,在增強人們對中國教育的信心方面走在全國前列;三是堅持教育改革的時代精神,凸顯首都教育的現代性,努力實現教育與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的定位密切匹配,在促進教育的創新發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實現“總體教育現代化”向“高水平教育現代化”的轉變  

經過多年的發展,當前北京教育現代化建設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一方面,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北京教育改革持續深入推進,教育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進步。在教育普及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師資隊伍發展水平、教育經費投入水平等教育發展主要指標方面,北京已經處于全國領先地位①。同時,從相關國際比較來看,北京教育總體發展水平在一些可量化、可監測、國際通用的主要指標方面,如教育普及水平、人力資源開發水平、教育經費保障水平、教師規模及質量水平等方面也已達到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水平,跟跑的項目在減少,并跑、領跑的項目在增多②。另一方面,黨的十九大報告做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大論斷,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站在國家新的歷史方位,從更高的標準認識和分析首都教育發展,可以看到發展中仍然還存在一系列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包括教育資源供給不充分、優質教育資源分布不平衡、素質教育發展不充分、教育支撐服務社會經濟發展能力不充分等問題。同時,與一些世界城市相比,北京教育發展在一些重要的品質性指標方面還存在顯著差距。

也正因如此,這次會議明確了新時代首都教育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即到2020年全面實現“十三五”發展目標,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到2022年進一步鞏固提升教育現代化成果;到2035年實現高水平教育現代化,建成理念先進、體系完備、質量優良、環境優越、保障有力的首都教育,使北京成為全球主要留學中心和世界杰出青年向往的留學目的地;到2050年,首都教育達到發達國家前列水平,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教育先進城市。[4]

簡言之,教育大會將新時代首都教育現代化建設目標劃分為“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與“實現高水平教育現代化”兩個時期。“總體實現教育現代化”意味著北京教育發展水平,達到了世界發達國家的主要指標。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但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視野審視,它仍然是“全面實現教育現代化階段”的入門水平。首都教育現代化建設要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實現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實現教育規模、結構、質量、效益的內在統一,即實現“高水平教育現代化”發展目標,仍然需要十多年的時間鞏固完善、充實提升現有的發展成績。

實現“總體教育現代化”向“高水平教育現代化”的轉變也有著豐富的內涵,但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處理好首都教育部分功能疏解與教育民生改進的關系:一是努力實現首都教育發展的合規律性,即遵循教育規律、回歸育人本原,聚焦課堂教學質量,發展素質教育,構建現代育人模式,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二是努力實現首都教育發展的合目的性,即立足北京進入“減量發展”階段的特征,合理配置教育資源,優化教育布局,大力改善教育發展環境,持續提升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實現“區屬教育”向“區域教育”的轉變

教育協同發展是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客觀要求。自2014年京津冀協同發展國家戰略提出以來,圍繞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三地教育系統迅速行動,相關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包括協同發展的意識不斷增強,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校際交流日益頻繁等。

但是,伴隨著工作的推進,也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的“改革”特色尚未充分體現,行政區劃內部的資源布局調整(北京市高等教育資源向郊區的疏解)進展較快;但是,跨區域的重大協同項目(高校異地辦學)進展相對較慢。這有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原因,如京津冀經濟社會和教育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特別是在現行管理體制下三地教育投入保障能力差距非常顯著。

因此,要進一步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就必須深刻認識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的重大意義,落實好《首都教育現代化2035》的相關戰略謀劃,打破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勢,處理好教育資源的區內優化與區域協同關系,在更大的范圍、更高的平臺思考首都教育的使命和責任,積極推進教育領域非首都功能疏解,進一步優化區域教育結構,顯著提升區域教育整體發展水平。

實現從“區屬教育”向“區域教育”的轉變同樣有著豐富的內涵,但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處理好教育資源的區內優化與區域協同的關系:一是要圍繞重點任務在深化改革中尋求突破。落實城市副中心教育設施專項規劃,優化學校布局,新建一批優質中小學、幼兒園。全力支持雄安新區教育發展,支持有條件的北京普通高校,尤其是中央高校通過部分院系搬遷、辦分校、聯合辦學等方式由北京向外疏解。二是要積極推進區域協同發展長效機制建設。探索建立跨越行政區劃的教育協同發展機制,堅持“省級統籌”與“區域統籌”相結合,推動區域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衡化。探索疏解學校新校區建設及運行資金、建設用地、教師工作生活、學生學籍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機制。推進教育投融資體制創新,推動“三地四方”合作設立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專項資金,支持跨地區跨部門的重大教育協同發展項目[5]。(作者桑錦龍,系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注釋:

①資料來源:雷虹.十八大以來首都教育繼續保持全國“排頭兵”的地位—基于京、滬兩地的若干指標比較[J].教育快報(研究版),2017(22). 

②資料來源:雷虹.數字見證十八大以來首都教育發展的新跨越—基于北京與OECD發達九國的若干指標比較[J].教育快報(研究版),2017(21).

參考文獻:

[1]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教育的重要論述 奮力譜寫新時代首都教育發展新篇章[N].北京日報,2018-10-19(1).

[2]愛德華·格萊澤.城市的勝利[M]. 劉潤泉, 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26-27.

[3]北京市教育委員會課題組.瞄準世界城市目標建設教育之都[N]. 北京日報,2010-10-26(4).

[4]北京市召開全市教育大會全面開啟首都教育改革發展新篇章—各地各校學習貫徹全國教育大會精神系列之一[EB/OL].(2018-11-19)[2019-08-2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3165/201811/t20181119_355187.html.

[5]桑錦龍.推進京津冀教育協同發展的戰略謀劃和系統實施[J].前線, 2018(1): 73-75.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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