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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

—— 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教育脫貧紀實

發布時間:2020-01-18 作者:本報記者 王家源 來源:中國教育報

    ■教育脫貧攻堅進行時    

腳踩438公里邊境線,北回歸線橫穿而過,地處祖國西南邊陲的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是全國唯一集“老、少、邊、山、窮、戰”為一體的民族自治州。

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云南,調研扶貧開發工作。他指出,扶貧開發是我們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點工作,是最艱巨的任務……時不我待,扶貧開發要增強緊迫感,真抓實干,不能光喊口號,決不能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習近平總書記的深情囑托和殷切期盼,為云南貧困地區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也為文山教育事業帶來了勃勃生機。

牢記總書記的囑托,文山把教育作為拔窮根的根本,全面助力打通脫貧攻堅戰“最后一公里”。“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這句印在文山角角落落的標語,也刻進了文山教育人的心里。

    拿僅有的黃金地塊辦教育

在文山州西疇縣,沒有什么“不可能”,也沒有什么“干不了”。

理解這句話,要從西疇的土地說起。西疇乃至文山是全國石漠化程度最深的地區之一。西疇全縣面積99.9%是山區,超過七成是巖溶地貌。人們常年就是在石旮旯里討生活,當地人形容這塊土地“出門就爬坡,只見石頭不見土,玉米長在石窩窩,春種一大片,秋收一小籮”。

就是在這個曾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定義為“基本失去人類生存條件的地方”,西疇人民向天宣戰:要吃飯,炸石造地;要致富,開山劈路。在從石漠向綠洲蛻變的過程中,西疇人民創造出了“搬家不如搬石頭,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辦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疇精神。

在西疇,土地不僅意味著生存,還是各方面發展的緊缺資源。

“擠”是西疇縣校長、教師們共同的記憶。“一到課間操,只見人頭不見土地。”西疇縣一中校長鄭杰說,以前學校占地僅42畝,2000多名學生,只有一棟四層半的教學樓、一棟宿舍樓。

“擠”也或多或少影響了西疇的教育質量,學生和家長“用腳投票”,全縣每年都會流失幾百名生源。更讓鄭杰痛心的是教師的出走。他清楚記得,2003年,全校不足100名教師,走了21名,給學校辦學帶來致命打擊。

現實逼著縣委、縣政府下定決心,要下大力氣抓教育。但問題也擺在眼前,首當其沖便是資金和土地。西疇縣2019年6月實現脫貧“摘帽”,2012年時,全縣財政收入不足5000萬元。縣一中原有校區狹小,不適宜擴建,而縣城幾乎找不到一塊平整的土地。

西疇縣委、縣政府把目光投向了城外兩公里一塊相對平整的黃金地塊。2014年,占地300畝的縣一中新校區動工;2016年,占地300余畝,規劃包括小學、中學和中職在內的西疇縣教育園區動工,以這兩項占大頭的縣域教育資源整合、學校布局調整,總投入13.4億元,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整體性改善。

但就算看著學校砌下第一塊磚,鄭杰也沒有預想到,新學校竟這么漂亮,圖書館、報告廳、實驗室一應俱全,還有了縣里第一塊標準400米跑道的操場。

位于西疇縣教育園區內的思源實驗學校是由原來4所村小合并而來,副校長李光輝是原龍泉小學的校長。走至學校操場,李光輝頗為感慨地告訴記者,原來學校還沒有現在的操場大,校園被公路分割成兩塊,整天提心吊膽不說,要辦運動會,還得把公路攔起來。

提起以前,西疇縣職中校長吳宗俊則面露慚愧,作為以實踐為命脈的職業教育,原來學校根本裝不下汽修等專業的實訓設備,上課以理論為主,搬到新學校后,學校才終于有了實訓樓。

縣里舉債辦教育,到現在也沒堵上這個窟窿,再加上家長對教育越來越重視,校長們著實感到“壓力山大”。新的縣一中并入了原逸夫中學,對鄭杰來說,第一個壓力來自領導班子怎么融合。認真做研究后,鄭杰先是組建了校黨委班子,以黨委統一管理學校。

隨后,學校探索出了年級組長負責制的管理思路,把支部建在年級上,讓年級組和年級支部成為管理學生日常行為的“經線”。同時,7名黨委班子成員一人掛聯一個教研組,年級支委班子掛聯年級備課組,構成教學常規管理的“緯線”,保證了辦學方向的正確性,也凝聚了共識,使學校的各項做法得以落地。

在西疇縣一中,已有兩名教師因課堂效果不好而被停課。學校設置了“推門聽課監督崗”,每周有固定的聽課分析時段。一次,先后有年級聽課組、校級聽課組去聽一名八年級語文教師的課,反饋都不好,最后鄭杰也去聽課。

“一堂語文中考復習課,沒有激情,學生也沒有積極性。”鄭杰說,第二個星期這名教師就被停課、調崗,對全校教師都成了警示。

2016年前,縣一中每年只有幾名學生考上一本,這幾年成倍增加。原來中考前150名的學生,學校也就能吸引來十幾名,2019年,有一半多都報考了縣一中。“這是老百姓信任我們。”鄭杰說。

    一場7000人參與的控輟保學攻堅

2019年4月25日一大早,文山州丘北縣曰者鎮紅花山小學校教師黎偉榮一行4人,從鎮上出發,沿著山路,來到了幾十里外的“獨家村”——紅河州朋普鎮矣廈村委會黑母雞箐大梁子。

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尋找兩個從沒上過學的孩子。

由于舉家外遷、父親去世、母親改嫁,14歲的李未(化名)和11歲的李麗(化名)此前一直沒有上學,李未一直靠給鄰居放牛為生。在全縣控輟保學大排查中,這兩條信息才被梳理出來。講政策、話家常、主動解決孩子的行李鋪蓋和學習用具等費用,第二天凌晨兩點半,兩個孩子跟黎偉榮回到了紅花山小學校。

特殊的自然、歷史和多民族聚居特征,使文山的控輟保學面臨諸多現實困難。在文山州丘北縣,部分鄉鎮輟學率常年較高。丘北縣教體局副局長徐定文坦言,此前,丘北縣控輟保學面臨最大的問題是數據不實、底數不清,比如存在籍在人不在的情況。丘北縣選定一個村作為試點,通過剖析這個村的情況,摸索出“五步四比三量”的經驗,后在全縣推開。

2019年8月,一場由全縣7000余名教師和鄉村干部參與的控輟保學專項行動正式啟動。不漏房、不漏戶、不漏人,用徐定文的話說,“連宅基地也沒放過”,一戶戶排查、一人人核對,共排查出6—15歲義務教育適齡人口9.2萬人。

這一數據再與戶籍、學籍、扶貧數據庫等分別比對,比對的結果先是返回到村,讓村小組、村里的退伍軍人、老教師等村民代表確認是否屬實、有無遺漏,再逐級報給村級、鄉鎮級、縣級領導逐一審核。

八道哨中心學校校長聶自華介紹,僅通過村民代表這一級,八道哨鄉就審出來7條錯誤信息。記者在一份審簽表上看到,雙龍營鎮鎮長和書記指出了一處遺漏的情況。

經過這次行動,丘北縣共排查出因打工、厭學、早婚等原因失輟學適齡兒童214人。

記者在八道哨中學見到了重返學校的張超(化名)。16歲的張超2019年曾到廣東汕頭打工。丘北距離汕頭1500公里,本想外面的世界“很好玩”,但現實卻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干活”。從早上8點出工,到晚上9點30分收工,除了一小時吃飯時間,張超都待在車間里負責給瓶蓋噴漆,一個月僅有2000多元工資。

在老板辦公室見到自己班主任的時候,張超說自己“有點想回家”。當天中午,張超便跟著老師踏上了回家的火車。

重新回到學校、回到班級,張超感到開心、激動,他很快便把落下的功課補上,還被選為班長,這讓他感到更要以身作則學習更多知識,“將來想考高中、考大學”。

為了“一個也不能少”的目標,點子想了一個又一個。丘北縣新店鄉中心學校超過60%的學生都是苗族,為避免少數民族學生因早婚而輟學,學校開辦了苗族女生班,目前有6個班317人。為讓孩子們在學校生活得好,丘北縣八道哨鄉為8個村完小各安裝了兩臺洗衣機。

義務教育控輟保學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是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內容。如今,像李未、李麗、張超一樣成功勸返回來的孩子,在丘北縣有181人,在文山州有1875人,文山全州基本實現了能勸返、留得住、學得好的目標。

    信息化助力鄉村校開齊開足課程

早上7點53分,在晨讀開始十幾分鐘后,“麥”搶到了。

文山州富寧縣各甫小學三年級16名學生迎來晨讀上最激動的時刻。他們的身影出現在教室前的電子白板上,站定后,學生們開始齊聲朗誦《小雪花》。屏幕另一頭,連接著當天直播課的主講教師——江西省寧都縣黃石中心小學語文教師何袁億,以及全國各地100多個班級。

信息化打開了學校的圍墻,給邊疆民族地區的孩子們帶來了新鮮氣息。2019年秋季學期,富寧在15所學校試點加入網絡公益課程“互加計劃”,課程涉及科學魚、彩虹花晨讀、韻律舞蹈等18門。

“在我們這,鄉村孩子們可以跟河南的老師一塊晨讀,跟浙江的老師做科學實驗,還有縣城里的老師帶著孩子們一起學英語、練書法。”富寧縣教體局副局長劉弟成說。

而就在幾年前,富寧的農村小學卻是另外一番景象。由于缺少專職教師,英語、音樂、美術等課程或是不開,或是上得很隨意。農村學校也沒有現代化的教學設備。

推動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技術的力量被寄予厚望。2016年,富寧投入1億元,一步到位、整體實施教育信息化建設,新建、改擴建多媒體教室1140間,計算機教室142間,新配備學生機4573臺,光纖網絡接入了每一個班級。

“當政府已經投入完成,設備全部調試完畢,我們開始思考,怎么管理和應用才能讓這些設備發揮最大的效益。”劉弟成說。

“建用脫節”是教育信息化的一個老問題,硬件投入后,如果沒有學校和教師的常態應用,教育信息化只能說是表面繁榮。

怎樣擺脫“建造時轟轟烈烈、使用卻不夠深入”的老路?單靠縣里電教室的力量有限,富寧在2017年成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富寧數字學校,吸納全縣的學科骨干教師和有特長的教師,共同參與教育信息化建設。

富寧數字學校全面負責縣里教育信息化的軟硬件建設與維護,同時承擔了改革課程體系,組建學科教研組,建設縣級教研體系、資源體系、技術支撐體系等工作。

富寧縣教體局教研室副主任彭秀雄說,剛開始,直播課與北京一家公司合作,由對方教師在北京給富寧學生上課。從第二個學期開始,富寧有意識地組織當地教師邊學邊上。直到2019年春季學期,英語、音樂、美術、書法課全部替換為富寧當地教師。兩年來,富寧數字學校培養出了一支近30人的直播主講團隊。

每學期開學前,富寧的農村小學都會收到一張統一的排課表。按照這張課表,共有495個英語班級、782個音樂和美術班級、384個書法班級通過直播上課,受益學生超過5萬人次。

不僅如此,針對信息技術課隨意化現象,富寧還探索出了信息技術課的“異步專遞課堂”。“異步”區別于直播,由富寧數字學校教師制作課件、微課等課程資源包,分發給各小學,再由學校的助教按資源包內容給孩子們上信息技術課。這使富寧小學階段的信息技術課真正步入了正軌,學生從以前的以玩為主,轉變為能夠系統學習基本的電腦技能,也帶動提升了教師信息技術素養以及觀念的轉變。

劉弟成介紹,受益于教育信息化,富寧成為云南少有的全縣鄉村小學所有課程得以開齊開足的縣域,進一步推進了教育公平和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他坦言,推進教育信息化依然面臨后續資金缺口大等重重困難,但辦法總比困難多。

如今,文山全州1055所學校及215個教學點實現寬帶網絡接入,多媒體教學設備教室覆蓋率達到89%,州級的智慧教育云平臺已經建成,將對提升教學質量、推動城鄉教育一體化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各甫小學校長李貴龍腦海里,孩子們第一次上直播課時那股“壓制不住的興奮勁”依然歷歷在目。在他看來,信息化給邊疆孩子帶來的意義遠比具體的課程內容重要得多,它為孩子們打開了通向外面世界的一扇窗,讓孩子們上學更積極、更愿意與人交流、更敢于表現自己了。

《中國教育報》2020年01月1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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